新中国有57位开国上将，但实际上符合上将资格的将领远不止这些。像徐立清、郭化若、李天焕等人都曾担任过兵团的主要职务，按理说他们也应该有资格晋升为上将，但因各种原因，他们最终错失了这一荣誉。
其中有一个特别复杂且耐人寻味的情况，就是有两位本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领，因为同一个人的影响，最终都未能如愿。这个情况很特别，甚至可以说是“命运捉弄”，两人的境遇完全相反，一个因与某人关系不和，另一个则因过于亲近某人而遭遇了军衔上的影响。
莫文骅：在对立面受阻
莫文骅，1910年出生于广西邕宁，他年轻时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身其中。由于缺乏经验，他曾一度被敌对势力逮捕入狱。尽管如此，这些挫折并没有动摇他追求革命事业的决心，重获自由后，他加入了百色起义，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。
在之后的岁月里，莫文骅历任多个重要职务，包括红七军参谋、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、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等。特别是在四野系统内，他曾两次担任兵团政委，成为四野独一无二的特殊人物。
展开剩余76%从历史经历来看，莫文骅有足够的资历晋升为上将。但横向对比四野的其他兵团政委，比如萧劲光、萧华和赖传珠，他们中有一位大将和两位上将，而同为兵团政委的莫文骅只能晋升为中将。这让莫文骅十分失望，他还特意找到了老首长罗荣桓诉苦。
为什么莫文骅最终错失上将？在《莫文骅回忆录》中，他透露了背后的原因。当时东北军区已决定将他评为正兵团级，但时任军区司令员的高某却提出反对意见，认为“老同志们不要太骄傲”，建议他仅评副兵团级。由于高某当时权力巨大，莫文骅最终只能接受这一决定。
莫文骅和高某之间有着深厚的恩怨，这要追溯到抗战时期。当时，莫文骅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担任政治部主任，而高某则渴望获得留守兵团政委的职务。由于莫文骅提出由萧劲光兼任政委，成功阻止了高某的计划。高某从此对莫文骅心生不满，二人关系也因此变得疏远。
1951年，莫文骅被调到东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，而高某已经是军区司令员。莫文骅为了今后能够顺利开展工作，特意拜访了高某，但高某对他依旧冷淡，气氛异常尴尬。最终，莫文骅未能如愿晋升为上将。
贺晋年：亲近过头遭遇连累
贺晋年，1910年生于陕西安定，他与高某同样是陕北红军的出身。贺晋年曾担任过红27军军长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旅长等职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调往东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，仍然是高某提名的结果。1952年定级时，贺晋年被评为副兵团级。
与莫文骅不同，贺晋年并非红一方面军出身，而是来自陕北红军的“小山头”。如果没有高某的影响，贺晋年本有可能晋升为上将。这个情况可以与阎红彦对比，阎红彦在解放重庆后转入地方工作，原本无法参与军衔授予，但由于陕北红军的历史贡献，中央临时将他任命为成都军区副政委，几个月后就晋升为上将。
但对于贺晋年来说，由于高某对他的扶持关系，使得他最终没能获得应有的晋升。在1942年，贺晋年曾支持高某成立陕北师，并在后来的历史中一直紧密与高某合作，最终因高某出事而受到牵连。1955年，贺晋年被评为少将，而原本应该是上将的他，最终只能停留在副兵团级。
总结
这两位将领的经历让人感叹，历史的波动与命运的捉弄，往往让一些本应获得更高荣誉的人错失机会。无论是因高某的打压，还是因过于亲近而遭到连累，莫文骅与贺晋年都因特殊的历史背景，未能如愿晋升为上将，遗憾之情不言而喻。而高某的个人权力，也对两位将领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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